滴滴，一家占据国内网约车约80%市场份额的企业，意味着国内有打车出行需求的消费者，几乎都是它的客户。这里面，有你、有我，也有他。

作为一家一直很有争议性的企业，滴滴最近又被顶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6月30日，滴滴刚在美国上市，7月2日就被国家网络安全办启动网络安全审查，并停止其新用户注册。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7月3日滴滴副总裁李敏发文回应，声称：“滴滴把数据打包送给美国，是谣言，滴滴的数据都在国内服务器，滴滴要坚决起诉维权。”

7月4日，国家再次出手，滴滴软件下架。问题直接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层面，这里用的词是“存在”，不是“涉嫌”。

这也是近年来国内互联网企业整顿行动中最严厉的一次。

何谓数据主权？

简而言之，国家范围内的

一切网络数据，关系到国家安全，

如同国家领土主权一样，

不能在没有国家允许、授权的情况下，

被外国政府、机构或个人使用。

因为在信息时代，

监视一个人、一个国家，

根本不需要派什么间谍，

只需要鼠标一点，就一览无余。

滴滴共享网约车的出，

现确实便利了我们的生活，这点无可厚非。

截至2021年3月，

滴滴全球年活跃用户为4.93亿，

全球年活跃司机1500万；

其中，中国拥有3.77亿

年活跃用户和1300万年活跃司机。

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

滴滴所掌握的东西，远超你的想象。

6年前，滴滴滴滴研究院就

基于实时生成的移动出行大数据，

分析勾勒出GWY多个部委的

滴滴快的出租车、快车、专车使用图景。

最后得出一系列结论：

包括国土资源部加班最狠、

公安部24小时无休。

6年之后，滴滴现在掌握的数据

更是多得吓人，准的可怕。

你的家在哪里、你的单位在哪里、

中间的道路是个什么情况，

别人不知道，但滴滴都知道。

而且不光涉及你我的个人隐私，

更涉及敏感的国家山川地理信息。

比如中国几乎所有城市，

乡镇，甚至村庄的地理环境信息，

街景数据，再加上滴滴的车内录音收集系统……

万一这些数据落到美国手里，

就牵涉到了数据主权问题，

威胁国家安全的说法，绝非危言耸听。

历史上早有教训：

早在甲午战争前，

日本就不断对中国进行地图盗绘工作，

并且完成了清国二十万分之一图。

到了上世纪日本全面侵华之前，

日本的盗绘程度规模更大，也更为详细。

这是当时日本所绘

中国东北一城的鸟瞰地图，

有了这些鸟瞰图，以及其他更详细的

地理测绘信息，日本在侵略时

就很清楚该怎么打，该朝哪里打，

中国军人可能朝哪里撤退，

日本就能先去截住中国军队的撤退路线。

日本战败后，能找到的当时日本人

偷偷测绘的中国地理图，就有7万多件，

那没有找到的，恐怕超过70万件。

正因为日本对于中国地理的详细测绘，

为日后的侵华战争提供了很大帮助。

而这，还是上世纪那个

没有卫星，没有大数据的时代。

对比今天，有卫星导航，

有热力地图，更有详细的地理，

交通大数据报告，这些数据都

不仅仅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是完全可以对此进行分析、利用的。

想让人不寒而栗。

有人说：“网约车这种平台型企业，

就像古代的豪强地主。”

其盈利模式，

不是创造价值，而是收租。

尤其是，市场形成垄断之后，

每一个客户，都成了杀熟模式下的待宰肥羊。

而网约车司机也都成了它的打工人。

一边悄悄涨价，薅消费者羊毛，

一边压榨网约车司机的血汗钱。

这是由资本的天性决定的。

资本没有国界，

唯一目的就是逐利，但资本家有。

作为中国人、中国企业，

在自家领土上赚着国人的钱，

自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不能把风险推给国家、社会和人民。

21世纪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大数据掌握着天量数据巨头，

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垄断者，

可以将每一个人的经济价值全部榨干。

数据的创造者是谁？ 

数据主权应该归谁所有？

消费者是不是应该对数据有主导权？

滴滴在海外上市，到底有没有

把数据打包交给美国？

这些问题都有待考量，

随着时间，相信很快会有结果。

古人讲：位卑未敢忘忧国，

岂因祸福避趋之。

有所为，有所不为，

才是商道。

企业逐利是本能，

但只是微小的起点。

在我们身边，拥有大企业的“土财主”

并不鲜见，可以资产多少、规模大小

作为评价标准，在高度抽象的法律规范里

或许行得通，但在具体而复杂的现实商业世界中

却显得太过苍白而简单。

眼睛只盯着自己口袋的人，

最多只算一个锱铢必较的小商人，

大商人才能引领潮流，

成为一个时代的坐标。

从一个生产精盐公司做起的商人范旭东，

1914年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

生产出中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

后转入制碱业，历时将近十年，

终于在1926年生产出质量合格的纯碱。

期间，他用久大公司的利润，

去补贴永利公司的研发，

差点拖垮了久大公司，但他不后悔。

英国卜内门公司一度出高价，

要把永利公司收购了，

范旭东很生气地说：

“我搞不成碱，

宁可自杀，也不出卖灵魂。”

再后来，范旭东建设中国的硫酸产业。

经过数年奔波，终于在1937年初

建成南京硫酸铵厂，并生产出

第一批国产硫酸铵。

他的每一步都死磕西方的技术垄断行业，

并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这种垄断局面。

在范旭东身上，“实业救国”理念

被他发挥到极致。

他创办和掌管的企业，

从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

相反，他给企业制定了四大信条，

无一涉及营收问题，

而是以“为社会服务为最大光荣”。

蒋介石在1935年和1942年

两次邀请他出任国民政府的部长，

都被他拒绝了：“立志毕生从事实业，决不做官。”

熟悉范旭东的人，

都说他“非生意人，乃一理想者”。

抗战全面爆发，

范旭东的事业遭遇重大抉择。

他毫不犹豫，将天津、南京等地的设备，

能拆的都拆了，转运到大后方复产，

不能运走的，宁可沉江，也不留给日本人。

由于永利碱厂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日本人希望通过合法手续，

与范旭东达成合作，范旭东斩钉截铁地说：

“厂子我不卖，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

1938 年夏，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

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除了范旭东，

还有民国最著名的“船王”卢作孚。

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交通方式，

将中国仅存的工业基础设施转运到大后方去。

卢作孚民生公司的 22 艘轮船和 850 多只木船，

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

“宜昌大撤退”就此拉开序幕。

这些船只成了一艘艘

承载希望的“诺亚方舟”。

多年后，常常有人将卢作孚导演的

宜昌大撤退视为中国版的

敦刻尔克大撤退。

但宜昌大撤退的持续时间更长，

运输长度和难度更大——

重庆至宜昌航道超过 600 公里，

远大于英吉利海峡的航程，

而三峡水道的自然条件也更为险恶。

敦刻尔克大撤退靠的是一个国家的力量，

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

则完全依靠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

中国的商人阶层并不是

一群只知一己私利的人，

也不是一群随波逐流的人，

他们懂人性，更懂家国。

有智慧更有志气，在很多时候

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理性

是其他阶层的人们所不及甚至不能理解的。

饮水思源不忘初心，

这是作为企业家应当持有的企业家精神。

传统中国商人良贾何负鸿儒，

责任与能力相辅相成。

所谓，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今人，当以此为鉴

来源：国学精粹与生活艺术